一周之前的董事会，我感觉真的老了。张廷玉满脸忧郁地抱着一大堆财务报表时，我知道一切答案。我有点急躁地打断了张廷玉的发言，当我说声“sorry”的时候，突然发现张廷玉的头发和我一样花白：我们都老了。

　　农历1721年12月24日，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全体董事会。在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退休，这把所有人都惊呆了。除夕前一天清早，协和医院的老院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到了肺癌晚期。我异常平静地告诉他说，这并不意外。我瞒住了所有人我的病情，包括我的太太，胤祀，胤题，还有胤，我不想在没公布继任者之前，因为我的病情对公司产生任何影响。

　　和往年除夕一样，照例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胤一走进屋子，还没来得及抖落身上的雪花，就拥抱了我。他的拥抱坚定而有力度，看着他冷峻而微笑的面庞，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在60年前，也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我的父亲顺治拍了拍我的肩膀。

　　当危机包围你的时候，也是你最强大的时候。

　　1661年，我成为了全球最大公司、规模高达160亿的“大清集团”唯一合法继承者，也成为了史上最富有的年轻人。这天，我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无比宽大舒软的椅子，喝着祖母给我冲泡的奶茶，下面是黑压压的公司员工。那年，我八岁。我接位后的第一天，我的祖母就告诉我，你如果想成大业，就必须成为一个大人。

　　8岁时，我知道我的财富用一辈子也花不完。10岁时，我记住了所有属于我的公司名称，懵懵懂懂地知道我的公司占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5；12岁时，我记住了从公路建设到银行信贷，从地产开发到化妆品公司几乎无所不包的业务范围。大清集团是一个大得出奇的公司，我几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参观完我的公司。这个中国最有权势的公司，汇聚了全中国最优秀、最精英、最具活力的人才，也汇聚了鳌拜、吴三桂、郑经这样的野心家。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要和80%的精英、20%的野心家打交道。

　　16岁之前，我是中国最不快乐的儿童。我讨厌每天的例会，我讨厌每天的工作汇报，我讨厌每天起早床，我讨厌鳌拜，讨厌一切程式化的东西。我每天都做着我不喜欢的事，作为一个刚刚还在上小学的孩子，我的希望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能和小朋友们一起去玩。这当然仅仅是一个希望。

　　我每天都处在一种学习中，学习如何接待客户，如何谈判，如何和员工打交道，甚至如何穿衣，这几乎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12岁那年，我的生日愿望是能独立处理大事决断。因为祖母告诉我，如果我不能独立决断的话，那么所有一切将被鳌拜夺走。我的童年是在危机中度过的，但是每一次的决断都足以让我兴奋不已，以至于我在14岁的时候，开始想独立召开董事大会，迫使鳌拜辞职。

　　这种想法几乎让大清集团陷入绝境，在对付鳌拜上的种种急躁和幼稚的表现，几乎使公司毁于一旦。确实，一个14岁的小孩而言，无论如何也不会太成熟。在鳌拜们的眼中，我始终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不过，幸运的是，鳌拜把我当成了小孩。鳌拜是创业时的公司老将，大部分中层管理者都是由他提拔起来的，是一个在公司有绝对影响力的强权人物；而我则是一个爱好上网、爱吃棒棒糖的懵懂少年。后来的结果大概谁也不会料想到，在那场公司的竞争中，鳌拜竟成了失败者。身处危机中，我学会了治理一个大公司的方略，在这方面，鳌拜是我职业生涯的启蒙老师。

　　化解鳌拜危机的成功，让我更加坚定一个信念：当危机包围你的时候，也是你最强大的时候。在未来的吴三桂、郑经、噶尔丹事件中，我始终铭记这个信念，片刻也没有动摇过。从我继任开始60年来，类似的危机经常伴随着我，我不知道祖母对我期望值是多大，但是在我困难的时候，她始终不顾一切地支持我。

　　遵循最简单而最具成效的管理哲学：倾听。

　　在我早年岁月里，我近乎疯狂地把自己推向危机的风口浪尖，与不同的野心家作艰苦的斗争。我任职大清集团董事长的60年，是我饱受世界关注的60年。在我出生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是一个“口衔金子出生的婴孩”。八岁我成为公司的继承者时，有媒体称我是“史上最让人羡慕的小孩”。在我化解鳌拜危机之后，我成为了“最勇敢的小孩”，我到了40岁的时候，一些媒体仍然形容我是一个“天生好命”的人。直到去年，有些媒体把我看成了68岁高龄还权不放手的“权力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