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说一说湖南卫视2009年的“快乐女声”(前生为“超级女声”)，说一说“快乐女声”的前世今生。

　　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2005年“超级女声”产生的注意力和影响力已经难以复制，但更高、更强的活动案例，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主办者、合适的执行者几项条件同时具备的条件下，一定会横空出世。

　　2005年的“超级女声”为什么会那样火爆，成为近几年来其他电视台竞相效仿的节目和文娱新闻聚焦的热点?

　　当年红极一时的“超级女声”尽管后来被承载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企业经营、品牌营销等附加内涵，但回过头来看，它本质上不过就是一场秀，就是一场各类群体自发或带有商业动机参加的活动，往更小里说，它不过是一档现代大众传媒一手炒作起来的“快餐型”大众娱乐节目，只不过，太多的个人和利益群体搭上了它的顺风车。

　　梅文慧女士编著的《快乐电视选秀》一书，从电视节目的策划制作角度对此进行了解读，她说，“主办方、观众、选手、评委、媒体五足鼎立的多方博弈、多方制衡，形成了节目的张力，PK竞争的强化，尤其是评委的另类表现不管是天性使然，还是被要求所致，都成了服务于节目收视率的重要娱乐元素，戏剧性地制造了节目的悬念与看点。娱乐机制的创新，一方面使选秀节目变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另一方面，因为它可能存在的不完美而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选秀成为了多方关注的娱乐现象。”

　　确实，和我们早已熟悉的“青年歌手大赛”相比，“超级女声”以其颠覆传统的民主选举方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民间选秀节目形态，更重要的是，这种平民化的、“想唱就唱” 的自由表达方式，反映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后现代多元文化时代下普通民众的欲求：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至于它缔造的一批草根明星，像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尚文婕等等，无不一夜成名，甚至李宇春还戴着“时代英雄”的帽子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杂志封面，同时也创造着不容低估的商业价值。

　　此后，随着影响力的迅速扩张，“超级女声”这个名字开始从一个地域性的电视节目演变成为湖南卫视乃至全国性的互动真人秀活动，它以其平民性、广泛的互动参与性吸引了更庞大的媒体队伍，也吸引了互联网媒体的介入。在这里我们看到，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承载着信息传播的重要功能，并因其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将“互动”这一理念做到了极致。“超级女声”与互联网的成功对接，意味着我们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免费媒体资源，报纸、杂志、网络视频等等，不仅媒体主动关注，社会各种人群，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都来关注这样一档节目，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剖这个节目，并利用互联网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发表看法、表达思想，“超级女声”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事件，“超女活动”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媒体平台，并且开始成为信息发布和传播的核心载体。

　　与此同时，作为“超级女声”的赞助企业，蒙牛乳业集团不仅对该节目进行冠名赞助，而且在“超级女声”播出期间，先后又投放了8000万元后期宣传费用。投入是为了更多的产出，人们通过“超女活动”认识了“蒙牛酸酸乳”这一品牌，而所有印着超级女声头像的“蒙牛酸酸乳”也走遍了蒙牛市场所及的每一个城市。有数据表明，2005年上半年，“酸酸乳”在全国的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00%，2005年全年销售收入可达25亿元。按照液态奶平均毛利率22%推算，蒙牛由此赚取的毛利润至少为5.5亿元。

　　从活动营运的角度来看，策划、运作“超级女声”，帮助我们梳理与树立了以活动为主体打造媒体平台、整合各种资源、打通各行业产业链、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拉动国民经济的理念雏形，尽管它与世界上许多成功的活动，诸如美国的NBA、巴西的狂欢节、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等等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它至少用自己的成功雄辩地证明，活动可以创造价值。

　　纪实作品《非常媒。戒》曾对南京天娱的旧体制进行了深度剖析与批判，但我们对“超级女声”品牌的价值从来都是充分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策划高妙、执行到位，只要通过全方位的资源整合，任何一场活动都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能够在金融危机的经济形势下给人们以信心，更是拉动国民经济最快和最有效的手段。